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，蜀地足以独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，独树一帜，虽无力进取，亦足以自保；而天下将定之时，蜀地又因僻处西南，无关大局，往往最后才被纳入版图之地。
这一解释，]对于何以“天下已治蜀未治”更有说服力，得陇望蜀，平定天下的过程从来都是由中心及于边缘，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远而最后平定，符合这个规律。但是，何以会“天下未乱蜀先乱”？这一解释却未见得充分。
所谓乱，也就是造反，且不仅是一时一地的造反，而是成规模的造反。在大一统帝国治下，造反不绝于书，起因多为民众难以忍受无尽的压榨。蜀地先乱，并非是指此地压榨独狠，造反独多，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规模之乱，尤其是当王朝统治步入晚景之时，尤其如此。
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将统治到了每一个角落，实行相对无差别的政治和经济攫取，埋下了群起响应的种子，而受制于资源的约束，帝国不可能拥有无限的镇压力量，加上中央帝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战略目标，配置其镇压资源，于是，就在帝国境内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，一旦出现造反，镇压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对更容易发展壮大。
帝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政权安全，为此，常常将其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边，此即是所谓的“内重外轻”，历代统治，无不如是。一旦出现地方武装力量坐大，形成“内轻外重”之势，如唐末之藩镇，又如清末之湘军淮军崛起，王朝的气运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。
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，四川既远离王朝中心地区，又处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战线的大后方，此地配置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，遂为常态。也因此，一旦出现造反，当地官军往往不敷应用，加之路程遥阻，也不能相对迅速地调集兵力，这就为一时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壮大提供了条件。
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即是如此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打着“均贫富”旗号，就由一万人发展到了数十万人，攻克成都，建立政权，势力几乎扩大到了盆地全境，北宋朝廷不得不从外派兵，分别由剑门和夔门入川，才最终将之平定。因此，即使蜀地与其他地方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偶有起事，却因为镇压力量的薄弱而更容易成事。
此外，蜀地独特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环境，也为“蜀先乱”提供了助力。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区域文化发育甚早，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表明，同一时期的巴蜀文化并不逊色于同时期任何地区，且邻接中原文化，很早就与其他地区广泛交流往来，自公元前316年,秦灭蜀后，更是彻底并入到统一的文化和治理秩序之中，以至于今。
但是，古时出入盆地，动辄经月，于是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巴蜀之地又形成了相对独立自足的区域经济、社会、文化，在区域之内具有更密切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往来，一旦出现造反这样的大事件，原本存在的密切往来就可以转化为对抗政权的组织资源。如清末保路运动时，面临清军压境，成都的保路党人就通过在木板上写字的方式，顺江传送这种“水电报”，很快得到了全川各地的广泛响应。
“天下未乱蜀先乱”,表明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大一统帝国强大背后的软肋，只是，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建成，军事镇压力量的配置已经能够超越时空的阻隔，依靠自然条件和地理距离已经不足以赢得类似的条件，也因此，“蜀先乱”已经成为绝唱，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，已经将“天下未乱蜀先乱”之类的传统智慧总结彻底终结。
有意思的是，最后一次的“天下未乱蜀先乱”的起因，却正是因为要建设铁路这一现代交通工具，而被调集入川的湖北新军，也正是拥有热兵器的现代武装。而最终，革命党人抓住了湖北新军离开后的军事空虚，得以在起义后迅速站稳了脚跟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南北议和，清廷逊位，一个原本要结束“蜀先乱”的现代交通规划，却导致了“蜀先乱”的最后登场，引发了谁也无从预想的王朝覆灭，这或许就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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